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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特加品牌井冈山革命故事连载(九)-揭哥开讲

井冈山革命故事连载(九)-揭哥开讲
25.黄克诚千里找党
1928年4月底,黄克诚随朱德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部胜利会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后,永兴独立团编为十二师三十五团,黄克诚任团长。
朱毛会师后不久,敌人便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一次“会剿”。黄克诚所在的部队在井冈山下的黄坳与“会剿”敌军先头部队一个营打了一仗,虽然装备很差,却取得了预想不到的胜利。

然而,在井冈山呆了1个月左右,由于这里地狭人多,给养供应不上,红四军军委作出决定,湘南耒阳、永兴、郴县、资县四个县的农军编成四路游击队,返回湘南各县坚持斗争。这样,黄克诚带领三十五团回到了老家永兴。
湘南农军都是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组织纪律观念不强,而家乡观念却很浓,因此回到湘南不久便大都被打散了,三十五团最后只剩下了黄克诚和李卜成两个人。
这时的湘南地区,一片血雨腥风,黄克诚的名字更是早就上了敌人的黑名单,他们只得整天躲在山上,本来还打算寻找当地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以便重新开展工作,但是,经过两个月的潜伏,他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永兴全县被杀之人达三千人以上,留在当地的党员几乎全部被杀,湘南特委也杳无音讯。
虽然环境恶劣到了极点,但是黄克诚仍然没有气馁。1928年10月,黄克诚和李卜成踏上了寻找上级党组织的迢迢路程。
他们首先取道衡阳、长沙到了武汉账族网。武汉当时的形势很不好,三、四天过去了,他们一无所获。由于手头上的钱不多了,黄克诚与李卜成商量,伏特加品牌先到南京去看看再说。
在南京,他们遇见了在衡阳三师和广州政治讲习班的同学曾希圣,曾希圣也是来南京找党的,让黄克诚感到失望的是,曾希圣目前也是一无所获。他们既没有打听到党组织的消息,也没有解决经济困难的问题,不过幸运的是,最后通过一个同乡的关系,在10月下旬免费搭乘火车来到了上海。
上海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黄克诚相信在这里一定能找到党组织,但同时他也知道,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之下,党的活动一定是在极为隐密的状况下进行的,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党组织,谁也说不清楚,因此,黄克诚与李卜成准备在上海进行“持久战”。
首先,他们租了一间最廉价的小房子,自己买来苇席铺在地板上睡觉,然后又买了几件简单的炊具,自己动手烧饭。要持久就一定要有经济来源,于是,每天除了在街上东碰西撞想遇见熟人外,他们也想方设法地找工作,然而,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的佣工行,得到的答复都是一律不招男工。两个月过去了,黄克诚与李卜成在人生地不熟的大上海看尽了世人的白眼,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而无处不在的危险更是让他们时时绷紧神经。
正当俩人感觉走投无路的时候,黄克诚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他的老上级凌兆兴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师一五八旅当旅长并驻防在唐山的消息。于是,他立即提笔给凌兆兴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在上海的情况。凌兆兴很快回了信,并随信寄来二十块钱。就是这二十块钱,使黄克诚二人得以绝处逢生,渡过了最困难的关头。
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更大的喜讯在等待着黄克诚二人。1929年1月间,曾希圣由南京来到上海,找到黄克诚和李卜成,并告诉他们,他已经在上海找到了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哥哥曾钟圣,接上组织关系了!黄克诚和李卜成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迫不及待地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请求中央接转组织关系喷气式卡车。党中央经过调查证实后,很快承认了黄克诚二人的组织关系,还派人看望并送来了生活费用。
此后,黄克诚受中央军委的派遣,到了唐山凌兆兴部开展地下工作,李卜成则留在上海工作。自此之后,他一直与上级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再也没有间断过了。
黄克诚将军一生坎坷曲折,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的风风雨雨,给了他无数的磨难。但是,不管形势怎样变幻,他对党的忠诚之心却始终如一。早年,在风雨如磐的年月,他几经周折,加入了党组织。入党以后大唐群芳谱,由于斗争环境的残酷,他几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没有消沉,而是想方设法,多方寻找王筱翠,最后总是靠着顽强的毅力和对党、对革命始终不渝的信念,重新找到党的组织。从他的这些不平凡经历,可以看出这位无产阶级老革命家对于理想信念、对于党的忠诚始终不渝的决心。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海蒂和爷爷。实现中国梦,就是要有这种政治定力,坚定不移走自己路,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26.吴仲廉投笔从戎
吴仲廉1908年生于湖南省宜章县城。她在衡阳女三师读书时,正是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她和许多学生一起,冲破了宁静的寒窗生活,走出校门,投入到了大革命的洪流之中。1927年春,学校党组织根据吴仲廉的表现,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马日事变”发生后,衡阳女三师被反动军警包围,学生被迫停课。吴仲廉和同学张际春带领20多名同乡男女学生,日夜兼程赶回宜章。这批人后来都成了宜章暴动的火种。
第二天一早,吴仲廉就赶到离县城80多公里的琦石村。琦石是个有500多户人家的大村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宜章县委就转移到这里的启蒙学校开展地下活动。吴仲廉在琦石与衡阳省立三师的学生们一起秘密组建了宜章特别支部,彭晒担任党支部书记,她任组织委员。从此,吴仲廉也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7年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到宜章发动湘南暴动。宜章县委决定琦石的农民武装立即起义,吴仲廉也投入到武装起义的战斗当中。她负责后勤保障。她带领妇女和青年学生,始终坚守阵地,送茶饭、护伤员、火线喊饭、宣传鼓动冷宫太子妃,整整3天3夜没有合过眼。
宜章暴动的烽火,迅速燃遍了整个湘南。湘粤两省军阀出动了7个师的兵力,实行南北夹击阿尔茜,企图反扑。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湘南农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向井冈山进军。

吴仲廉和丈夫江华
在这支队伍当中苏树伟,有手持枪支和梭镖的农军,也有白发老翁、小脚女人和拖儿带女的妇女,有的全家都跟上来了。他们要摆脱敌军的追击,又要突破敌人的封锁,只有爬山越岭,天不亮就出发,深更半夜不宿营。但是,由于“包袱”太重,人困马乏,即便如此,一天也只能走四、五十里路。走在队伍中的吴仲廉很是着急。她沿途用铁皮话筒向乡亲们喊话:“乡亲们道明庄,我们是一支远征的队伍,这么多的婆婆娃娃怎么能行军打仗呢?你们回去一部分好不好?”
经过动员,沿途安置了一些红军家属,但还有许多人思想不通,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吴仲廉是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人,她非常体谅乡亲们的苦衷。因为在湘南,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了暴动,敌人一来,房子被烧了,家人被杀了,只有跟着部队走才是唯一活路啊!她心情沉重,一路走,一路想着办法。经过20多天的风雨颠簸,这支庞杂的队伍终于在4月底来到了井冈山。
到井冈山后,吴仲廉一个人做着几个人的工作。在红四军军委,她刻钢板、抄文件、印材料;行军时,她经常提着两个杉皮桶,一个装着石灰水,一个装着米浆糊,每到一地,就在路边的房屋墙上刷标语、贴布告。
1929年红四军下山向赣南进军时,为了沿途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四言体布告,全文368个字,将红军的性质、任务、宗旨和方针政策写得一清二楚。红军进入赣南白区后,就一路走、一路抄、一路贴。下山途中,吴仲廉的主要任务就是抄写和张贴这份布告。它对争取群众,扩大革命影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建国后,毛泽东又看到了这份布告,他在上面批字说:“这是红四军1929年1月从井冈山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的布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在国家和民族陷于危机的关头,有多少革命者抛弃舒适的生活走向战斗,甚至奉献自己的生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幸福安康为念,同全体人民一道顽强拼搏、接力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共产党人的所应有的责任担当和不懈追求。
27.考验人生
段子英,湖南耒阳县人, 1928年初,朱德、陈毅带领南昌起义部队到了湘南,发动了湘南暴动,耒阳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召开了妇女代表大会,伍若兰当选为女界联合会主席,段子英为副主席。
革命军进驻耒阳后,军部就设在县苏维埃政府和女界联合会附近,由于工作的关系,部队的领导和县政府各部门的联系比较密切。就这样,革命军的团参谋长王展程和段子英认识了。后来又经过几次接触,两人互相都在增进了解,韩世雅感情也在加深杨东煜。最后,两人都随部队来到了井冈山。在朱毛会师的时候战云界,段子英与王展程也结成了终身伴侣。
1929年初,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王展程和段子英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向赣南方向突围,这时,段子英已经怀孕两三个月了。在遂川大汾,与敌人打了一场恶仗蓝鲸核潜艇,双方伤亡都很大,王展程和段子英被打散,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王展程对这一带地形比较熟悉,当他提出绕道湘赣边界,经上犹、崇义地界去追赶红军主力时,得到了段子英的赞同。由于不敢走大路,他们尽拣深山无人的地方走。经过几天饥寒交迫的艰辛之旅,他们来到了湘赣边界遂川县戴家埔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他们突然遇到了当地的挨户团,两人同时被捕。
当天下午,敌人便杀害了王展程,接着,把段子英交给一个村民看管起来。过了3个多月时间,挨户团长将段子英卖给了遂川大汾圩“种德堂”药店徐祥春做妻子,得了100块大洋。陈子英顿觉羞辱难容,怒火满腔,但想着肚子里的孩子,只好暂时忍辱负重地活下去。
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段子英迈着沉重的步子,踏着泥泞的山路,被押着离开戴家埔,走向大汾圩。刚进街口,就看到了一张十分醒目的布告,是湖南省清乡总署通缉129人的名单,自己的名字也赫然在上。
看到这张布告,段子英的心情十分沉重,忐忑不安。公开斗是不行了,回家这条路也走不通。看来只好暂时隐蔽等待时机。革命道路的路程艰难曲折,迫使她走向一个陌生的世界。
1929年中秋节过后三天,段子英与王展程的孩子出生了。为了继承父业,她给他取名为王林涛,祝愿他在大风大浪中成长。
徐祥春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曾问过孩子的父亲是谁,当了解到孩子的父亲是被杀害的红军军官后,深表同情。他不因自己出了高价而把段子英当佣人使唤,而是处处对她体贴关心。段子英虽然得到了小家庭的温暖,但常常提醒自己,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奋斗的目标。有一天,她听人说南昌有共产党活动,便不顾徐祥春的劝阻,带着孩子历尽艰辛来到了南昌。然而在南昌呆了三年,却始终没有接上组织关系,只好在一家裁缝店里靠给人钉钮扣赚几个钱维持母子生活。
为了尽快找到党。段子英想回到家乡去。她带着一线希望给老家投了一封信。母亲知道段子英还活着,悲喜交集,将女儿和外孙接回了家中。回家后,段子英不甘心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家庭妇女,体内的革命血液促使她千方百计地继续寻找党的组织。为了结识更多的人,方便寻找党的组织,段子英在家里的支持下,开了一家“寿春客栈”。功夫不负苦心人,1937年3月,在客栈开张不满一个月的一天中午,段子英在耒阳找到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李振鹏同志,从此回到了党的怀抱,“寿春客栈”也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

段子英一生追求崇高,却又甘于平凡;她从轰轰烈烈的革命开始,又以平平淡淡的工作告终;她一生经历坎坷,但对党的信仰和忠诚却始终不渝。革命年代,她三次被捕,立场坚定,至死不屈;建设年代,她服从组织安排,不图名利,从不攀比。用她自己的话说,这就是“考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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